作者：沈湘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端木雯敬（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载：《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一期

沈湘平教授

鉴于哲学在人类精神文化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哲学通识教育在整个通识教育中发挥着基础甚至核心的作用。

哲学通识教育有“内通”与“外通”之分，所谓“内通”是指哲学内部不同哲学传统、分支、门类之间的“通”；所谓“外通”是指非哲学专业的不同学科之间的“通”。

中国哲学通识教育始于清朝末年，以1949年为界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百余年来哲学概论类课程特别是教材事实上反映了中国哲学通识教育的曲折历史。

1949年前，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哲学通识教育随着现代教育的兴起而兴起，从无到有，逐渐打开格局。

哲学（Philosophy）作为一门严格的学问，则产生于西方，于中国而言是地道的舶来品。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一本《天主实义》将西方哲学带入中国。同时，利玛窦还将中国文化典籍译介到西方，可谓首开西学东渐、打通东西哲学的先河。

1896年，由日本学者西周翻译的“哲学”一说正式通过黄遵宪引入中国。

1903年由蔡元培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哲学要领》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哲学概论”类书籍，它是根据日本下田次郎以日文笔述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德国学者科培尔（Kobell）讲稿译成。

1914年，北京大学设“中国哲学门”（北大哲学系前身），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专业终于置身于中国大学体系之中，也标志着中国拥有了职业的哲学研究人员。

谢无量的《哲学大要》（194年5月），堪称中国最早的自编哲学概论教科书。

1918年，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进入中国教育体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著名的通俗读物和教材。

1919年由胡适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著作。

刘以钟1920年所著《哲学概论》被作序者指出是“以德儒帕尔生之哲学为本而参以己意立论”。

1929年张东荪于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哲学ABC》、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哲学阶梯》（刘强编），是以大众为对象的普及类哲学书籍。

罗鸿诏在1934年出版的《哲学导论》“自序”中，坦承自己的材料来源于日本桑木巌翼讲义和德国文德班《哲学导论》。

邹谦则认为康德为哲学划出了新时代，康德之后“无能超出其思想之范围者”，所以他1935年出版的《哲学概论》“即汲其（即康德——引者注）思想之末流，为一贯之中心者也。”

1949年以前最后一本哲学概论类书籍是1948年3月由北京明德学园出版、常守义著的《哲学概论》。

从形式看，1949年以前的哲学概论类著作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

从内容看，就中国学人自己编撰的著作与教材而言，渐次呈现出三个重要特点：

在大多数著作的序言中，都表达了这类书籍之必要性。大抵强调两方面：

总体上看，1949年前哲学通识教育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伴随着中国现代教育的兴起，哲学传入中国以及哲学教育在中国的兴起而进行的。由译介西方教材到以西方哲学教材或某一哲学思想为主进行编著，再到中国哲学学者的独立著述；从完全以西方哲学为内容，到以中国哲学进行引证，再到中西哲学乃至中西印、中西马开始汇通。整个过程显得自然而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逐渐走向成熟，也使得哲学概论的“概”逐渐具有了中国情境的独特意味。那就是，不仅指是对哲学内容（主要是西方式划定）的概论，而且还指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乃至印度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的概论。这对当年青年学子扩展视野、提高思维水平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充当哲学原理的角色，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哲学通识教育再次发生，经过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本世纪初的拓荒和奠基，如今哲学概论类教材已经多元多样、蔚为大观。哲学通识教育的再发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直接地是哲学教育改革的结果。

这个“再发生”的过程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可以称为拓荒和奠基阶段。

张天飞、童世骏主编的《哲学概论》是“建国后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论析哲学本身而非某一种哲学的著作”。

孙正聿所著50万字的《哲学通论》则是1949年后我国学者第一部哲学概论类的专著性教材，而且孙正聿对哲学通识教育用功最专、最持续，影响也最大，还出版有《哲学导论》（2000）和《简明哲学通论》（2000）等书。

另外还有，王德峰的《哲学导论》（2000）、张世英的《哲学导论》（2002）、叶秀山的《哲学要义》（2006）和余敦康的《哲学导论讲记》（2018）（注：余敦康的北大讲义早有网络版流行，2018年1月方正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

第二个阶段是指最近十来年。从教材来看，这是一个有所参照、个性理解、百花齐发的阶段。

到目前为止，这个阶段有代表性的个人专著类教材主要有庞学铨的《哲学导论》（2005）、沈湘平的《哲学导论》（2008）、杨国荣的《哲学引论》（2015）、潘德荣的《哲学导论》（2016）等；集体编著有代表性的教材有李德顺主编的《哲学概论》（2010）、闫孟伟主编的《哲学概论》（2014）和程广云主编的《哲学导论》（2018）。

无论是内容结构还是呈现方式、语言风格，当今中国哲学通识课程、教材都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元多的时代，这不仅体现为学者自身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中国的哲学及其教育从“无我”时代进入到“有我”时代，而且还在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背景下能让更多作为“他者”的哲学概论类著述纷纷呈现出来。这其中又主要有三种情况：

1、当代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被译介过来。主要有布莱恩·麦基的《哲学的故事》（2002）、罗伯特·所罗门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2004）、罗伯特·保罗·沃尔夫的《哲学概论》（2005）、庞思奋的《哲学之树》（2005）、布鲁克·诺埃尔·穆尔、肯尼思·布鲁德的《思想的力量-哲学导论》（2009）、克里斯·霍奈尔、埃莫里斯·韦斯科特的《哲学是什么》（2010）、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导论》（2011）和道格拉斯·索希奥的《哲学导论——智慧的典范》（2014），往往成为国内哲学通识课的指定参考书。其中，所罗门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影响最大，有不少教师直接将之作为教科书进行讲授。

2、1949年前的一些哲学概论类名家教材被重印出来。例如，蔡元培的《简易哲学纲要》（2015）、范寿康的《哲学通论》（2013）等。不过，怀旧、致敬或作为研究资料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用于通识教育方面的作用。

3、台港地区一些相关教材在内地出版。例如，沈清松主编的《哲学概论》（2004）、唐君毅的《哲学导论》（2005）、邬昆如主编的《哲学概论》（2005）、傅佩荣的《哲学与人生》（2005）和《哲学入门》（2011）等。

总的来看，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重新发生的哲学通识教育，已经改变了国人对哲学的认识，改变了中国哲学教育的版图，以一种多元、自由的方式实现了跟世界的接轨，同时又存有或生发了哲学的中国特色，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与维度，对于当代青年扩展人文视野、提高人文素养、促进思维训练乃至领悟人生智慧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通过对哲学概论类教材的分析，我们可以管窥，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教育及其通识教育的曲折历程事实上是中国融入世界、走向现代化，从追随、模仿到自主自信建构的曲折历史的缩影。今天，中国已经全方位地与世界保持同步，乃至，由于走进“强起来”的新时代，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不得不发挥着积极引领作用，从哲学的角度则是为人类问题的解决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这对我们的哲学通识教育反过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思百年历程、瞻望未来，有几点认识特别需要洞明。

1、哲学通识教育大势所趋，必须更加重视

一方面，就哲学自身而言，受现代学科分化的影响，当今哲学的学术研究日益呈现出窄域化、知识化、技术化、精微化、碎片化倾向，各专业“目无全牛”，缺乏对时代大问题的真正总体性思考，日益丧失整体性的智慧，背离哲学自身规定性。哲学内部各专业“小国寡民”、彼此隔阂，自我陌生。哲学通识教育首先就体现为哲学内部的通识教育，正如百年哲学教育历史所示，哲学内部通识教育的诉求正是哲学概论类教材产生的首要动因。不过，在今天，我们在谈哲学内部的通识教育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注意，那就是全球化不仅使不同民族、国家的生产、交往方式趋同，而且使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危机、困境，作为一种反映，哲学必然要具有世界性的维度。马克思早就着眼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这也是哲学必然、必须走向内部通识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不仅是哲学自身，而是所有的学科都急遽分化，“道术将为天下裂”“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庄子》），不同学科对自身的前提性追问和前瞻性探索都需要哲学的襄助。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冯友兰指出的，各门具体科学完成的主要是使人成为某种人，而哲学功能在于使人作为人成为人，这是每个人的必修功课，成为人比成为某种人更重要、更根本，这是所谓通识教育中人文教育的根本所在。人人需要哲学乃是因为哲学本就不外在于每个人，哲学通识教育不过是从教育的角度去落实这样的本真。

2、中国特色的“概论”方式恰恰是中国哲学研究及中国哲学教育的优势所在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在世界之林的地位日益取决于其文化软实力，而哲学正是文化活的灵魂。毋庸置疑，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发源于西方，这也就意味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去谈哲学就有一种“原罪”，不仅在于冒着“两种语言在根本上不可翻译”（奎因）的艰难、风险去理解本是“他者”的哲学、反思构建自己民族的哲学，而且在于无论怎么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都只能是一种努力，而不可能彻底。

如此，从学术的角度看，中西方学者之于哲学并非公平的竞争。对于西方学者而言，可以从自己的语言、文化轻松进入堂奥，在内容上完全不管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也未尝不可。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不了解西方哲学而谈论哲学就让人怀疑其合法性。

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反而获得了一种“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老子》）的优势。在1949年前，中国学者就对中、西、马乃至印度哲学有所融通。改革开放后的再发生，哲学概论类的工作一直受到“打通中西马，吹破古今牛”的揶揄和讽刺。就其水平而言，毕竟“通”的时间太短，确实不乏可批评之处。但就其努力方向而言，这恰恰是当代中国人对哲学理解不同于甚至优越于西方的地方。西方由于他们的“优越”而不必要去“打通中西马”，而中国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走上了这样一条可以彼此参照、印证、补充的融合之路，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各种片面性。这既是中国的哲学自我理解的自觉，也是中国的哲学教育的自觉，对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哲学教育以及中国人的哲学素养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我们也相信，这种“打通”后的中国哲学智慧不仅会重构中华民族的“哲学自我”，为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论启示，为中华文明永葆活的灵魂，而且在人类面临主要是由西方文化带来的困境时，会提供更多优越于西方的中国方案。

3、要保证哲学通识课程、教材的公共性讨论

哲学通识类课程、教材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再生以来，走过20多年，经过拓荒和奠基，已经进入百花齐放的多元化阶段。不仅有大陆学者自己撰写或主编的教材，还有译介西方的教材和台港编著的教材，哲学通识类、哲学概论类书籍也成为图书出版的一大类型，哲学概论类的通识课也成为各校的热门课程。

当然，在生机勃勃的另一面也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于是，希望以一种教材作为范本甚至试图将哲学概论类教材定于一尊的想法和努力就出现了，但到目前的结果还是无能为力，所谓的范本最终也不过是作为众多“本”中之一。

哲学概论类教材的多样性并非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而且是古来如此，说到底，这是由哲学的本质属性所导致的。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每一本哲学概论类教材都写出了作者心中哲学，也都是带领别人进入哲学的一条路径，但并非完全就是哲学自身，也非唯一的路径。

的确，“哲学犹如一个公共世界，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否获得一致看法，而在于我们能否始终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同一个它。当我们只从一个角度去看，或者只允许它从一个角度展现自己时，哲学就走到了尽头。”这正是不同的“哲学导论”“哲学概论”“哲学通论”得以确立的合法性根据。当然，目前的哲学概论类教材各自为战、彼此少有沟通的状况也是有必要超越的。至少，应该成立相应的组织，定期开展哲学通识教育的学术研讨、研修，以哲学的方式即反思批判的方式进行平等的公共性讨论，在互动中促进整个哲学通识教育水平的整体进步。

4、马克思主义哲学地位及其自我认同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如前已及，改革开放中再生的哲学通识课程和教材最初针对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绪论”部分的“独立门户”。事实上，哲学概论类课程、教材的迭出，内蕴着一种一般哲学的诉求，正在或已经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原理、一般哲学的地位。在很多哲学概论类课程和教材中，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西方哲学中的一种，甚至干脆不予提及，或者以批判、讽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着讲来获得自己课程教材的合理性、合法性。

如今，随着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国学的核心被激活，中国哲学逐渐获得了一种时代的合法性。由于早年中国哲学本身就是西学东渐之后反思性建构起来的，其当代化与西方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加之新儒家特别是海外新儒家的阐释，看似对立的“中”“西”在全球化时代恰恰直接构成纠缠、互动的“对子”，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诸哲学的平等对话显得顺理成章，中西汇通也成了很多学人的自觉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壮大起来的西方哲学，已经从西方哲学在中国，走向了与西方的哲学研究联为一体。当中西哲学直接互动、汇通的时候，中心与边缘、主角和配角的位置发生了反转，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其尴尬地发现，在这场必将深远影响中国未来哲学格局甚至是文化走向的“对话”中，自己在很大程度处于失语、缺场状态或是沦为配角。面对中、西哲学的夹击和哲学概论类课程教材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改革发展问题变得十分的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