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咨询文萃
马里诺夫|哲学践行的范式
2019-05-09


摘 要: 哲学践行不仅是由亚洲传统和西方传统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类似的理论和实践,而且也是在当代哲学领域获得广泛拥护的新兴运动。简单地说,哲学践行意味着使用哲学的视野、方法与系统来解决人们的问题,并且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 哲学践行;哲学咨询;苏格拉底对话

作者简介: 娄·马里诺夫( Lou Marinoff) ,美国纽约城市学院哲学教授,美国哲学从业者协会主席。

本文出处:《哲学践行及其在东亚的再现》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5期



一、哲学咨询的理论与方法

 

哲学咨询迄今为止已经在那些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极为盛行的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点不足为奇。在这些国家,人们的伦理问题、存在性问题以及类似问题几乎都被彻底病理化并且依赖于药物治疗——例如使用处方药物进行诊断和治疗。哲学咨询为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个别问题以及人类处境所产生的一般问题提供一种非病理的、非医疗的以及非病症性的解决方法。正如在学院哲学中,对于认知、伦理 以及存在性问题有很多观点,在哲学咨询中,相似地也存在许多理论和方法。下面使用一些例子来解释这一点。

 

阿米尔( Lydia Amir) 开拓了幽默方法的使用;包括罗素在内的许多人使用存在主义的方法;林德塞斯( Anders Lindseth)的斯宾诺莎方法;萨奥特( Marc Sautet) 的读书疗法; 拉哈夫(Ran Lahav) 的罗马斯多葛方法; 法蒂奇( Aleksandar Fatic) 的伊壁鸠鲁方法; 爱默生⑥与梭罗的重回大自然的方法; 格里姆斯( Pierre Grimes) 的苏格拉底助产术方法; 柯亨的基于逻辑的临床哲学方法; 阿亨巴赫( Gerd Achenbach) 的无方法的方法; 阿道( Pierre Hadot) 的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方法; 许多践行者(特别是欧洲) ,例如霍华德使用的欧洲大陆主义方法——解释学以及解构主义方法;许多亚洲和西方践行者,包括笔者在内使用的儒家、道家以及佛教方法。虽然这个列举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但它表明哲学践行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

 

是什么东西为哲学践行的这种多样性提供范式使其联合在一起呢,如果有这样东西的话? 在美国,至少以下实践范围被认同,并且在一些公立大学的研究草案中成功得到落实,而且也被美国哲学践行者协会( American Philosophical Practitioners Association) 所推荐:


哲学咨询所面对的顾客是理性的、健全的而没有精神疾病的,这些人可以在解决或者应对与日常生活经验相关的问题时从哲学援助中获益。最适合进行哲学咨询的顾客问题集中如下:


1.私人道德或者职业伦理问题;

2.意义、价值或者目的问题;

3.个人的或者职业的成就感问题;

4.信念系统的犹疑不决或不一致 问题;

5.对于情境的改变需要进行任何哲学 解释的问题。

 

重要的是,这个实践范围也同样适合为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划出主要界线。哲学咨询并不接待精神病患者,但同时许多哲学咨询师已经开始质疑心理咨询这个故步自封的行业,认为后者对明显正常的咨询者进行轻率诊断和过度用药,这本身又具体化了精神疾病的“流行肆虐”。

 

有意义的是,联邦政府授权的五所美国大学里的机构审查委员会认同了上述实践范围,并且认为哲学咨询对顾客没有危险。也就是说,从风险的角度考虑,与我们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事务中所会碰到的危险相比,哲学咨询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早上起床、洗澡、做早餐以及通勤去上班,这些都涉及危险因素,但是保险公司认为这些危险因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同上述活动相比,与哲学家的对话被认为是没有增加任何危险的,它构成在哲学咨询和心理治 疗或精神病学咨询之间的明显界限。许多心理学家和绝大多数精神病医生所面对的人群远比 正常人危险,例如这个人群的自杀比例比正常人要高出十倍。

 

中国学者张利增所给出的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的区别如下:


简言之,哲学咨询不是一个“治疗性” 学科,而是一个教育性学科; 从各方面说,顾客都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 被动的病人。如果顾客需要治疗,或者没有哲学咨询所要求的必要倾向性,那么他就会被转诊至医生或者心理学家那里,他们有合适的技能……治疗师是专家而顾客是治疗的对象。相比而言,哲学咨询的理想目标是,在咨询师与顾客进行意在治疗的有益对话时要产生一种互动……咨询师和顾客之间的关系是对话的和辩证的,而不是权威性的与等级性的。


哲学咨询中的治疗性要素指的是顾客自己的努力,是顾客自己在哲学问题中的自我询问。在哲学咨询中,咨询师经常迫使顾客成为自己的治疗者。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搞清楚自己的思考方向,也就是说,是聚焦于询问者还是遭受痛苦者。

 

二、群体建导的理论与方法

 

许多哲学家将时间花费在独自沉思和写作上——有些哲学家排斥所有社会和政治活动 (例如叔本华和尼采) ,但是哲学践行者必然并且欣然地投入到与他们的同僚和顾客的对话中。从论语到《薄伽梵歌》,从佛教的佛经到柏拉图的对话录,许多古代权威哲学文本具有对话的形式,而这并不是一种巧合。

 

在二十世纪,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发现了“群体治疗”的双面效益。首先,个体与一个小群体相关联的方式跟他与社会这个大群体相关联的方式是类似的,他在这个较小但是可控性更强的场景中将会把他的人际习惯再次展现出来,因而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识别问题本身。其次,群体在个体上面施加了一个(令人惊讶的) 有益影响,它在许多情况下产生矫正和治疗的效果。

 

二十世纪也同样见证了群体哲学的再现,它极大地拓展了群体中个体咨询的广度与深度,这进而又促进了对概念的深度澄清并且增强了对它的理解。群体建导( group facilitation) 与哲学践行的首要使命相一致,它是教育性的而不是治疗性的。

 

非正式建导是由萨奥特( Marc Sautet) 所开创,他以前是巴黎索邦大学的哲学教授。萨奥特对令人窒息的学院官僚主义和类似于修道院那样与世隔绝的学院哲学不再抱有幻想,他在 巴黎开了灯塔咖啡馆( Café des Phares) ,将哲学重新推回广场,在这里公众可以与他进行哲学探讨。萨奥特推动了哲学咖啡馆的国际性激增,将学术圈以外的人重新与哲学讨论联结在一起,并且恢复了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正式的建导由尼尔森的设想所开创,并且使用苏格拉底对话的方法。这种正式建导在德国被赫克曼进一步发展,在荷兰被凯索斯发展。尼尔森式苏格拉底对话法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散开来,在学校、医院、监狱、公司以及政府机构和部门被使用。学习柏拉图对话录使我们成为哲学的旁观者,参与苏格拉底对话则使我们成为哲学家。尼尔森的方法有很多变体,它是如此坚实稳固以至于超越文化差异在许多不同群体中斩获累累硕果。

 

正如在“什么是希望”这个问题里,尼尔森式苏格拉底对话的效果通过实例表现得很清楚。经过独自反思,霍布斯回答说: “希望就是你强烈想要获得某种东西的欲望” 。叔本华处于一种更加悲观的孤独之中,他写道“希望是你混淆了你对某件事情的期望与这件事情可能发生的概率” 。而在由六个哲学外行所组成的一个群体里,在进行苏格拉底对话的两天里,他们仔细思考每个人的真实生活中关于希望的经验例子,他们得到的答案是 : “希望是始终对自己偏好的结果抱有期待,而且这种期待不与自己当下的生活经验相矛盾。”

 

一个在其哲学社团中曾经参与了苏格拉底对话的哲学专业的本科生评论道,每一个四年制的文科生都应该至少体验一次苏格拉底对话,如果缺少这种体验的话,他们的教育将是贫困的。

 

三、哲学对组织的作用

 

哲学践行可以为组织提供很多东西,在组织中哲学相当有用武之地。另一个在私人、公众和民政部门组织中有很好的使用效果的方法论被称作困境训练( dilemma training) 。其中一个坚实稳固的版本是由范路克( Henk van Luijk) 教授在荷兰奈尔洛德商业大学( Nyenrode Business Universiteit) 所发展的,随后被欧洲经济伦理网络所采用。除了其他哲学践行者, 应用伦理学家在组织当中已经成功地应用困境训练这个技能以及其他一系列技能,并且一些 哲学家为了能够以全职的方式去与政府和商业组织进行哲学践行,他们甚至放弃了大学教职。美国的寇斯坦邦、莫里斯以及荷兰的凯索斯是这方面实践最成功的。

 

哲学家能够并且已经在组织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作用包括但并不仅限于: 有助于精心制订任务、设想以及价值观;有助于起草和执行最好的践行指南或伦理准则; 倡议社会责任;倡议环境责任;倡议对财富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社会责任;倡议对艺术的保护;有助于培养领导力和作为一名企业家的能力; 有助于培养改革创新; 有助于操控动机性事件; 建导工作坊 (哲学咖啡馆、困境训练、苏格拉底对话、决策博弈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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