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中，万物皆有时，一切自有深意。”——《传道书》

　　“时间只不过是我垂钓的溪流。”——梭罗

一、斯特拉的困扰 

　　斯特拉五十岁了，回顾过去，她想起自己所长期从事的法律秘书的工作，在这个职位上，她为公司提供安全和价值保证。她还回想起自己长久的婚姻和丈夫过世后漫长而孤寂的岁月。她看着孩子们一点一点地成长。总之，她喜欢所经历的一切。她还决定做出一些改变。

　　斯特拉意识到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中，她是一个支配欲和进取心很强的人。寡居后，她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寻找晚年的伴侣上。除了她的孩子们之外，许多人认为她在情感上十分冷漠。她知道建立一份长期而亲密的友谊对她来说十分重要，所以应该留出足够的时间与某人形成亲密的联系从而更好地了解对方。她觉得现在准备好要和一个男人建立更为持久的感情联系。她知道这样做对自己来说是有好处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都是这样认为——但直到现在才下定决心与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牵手，看他们之间建立的联系会不会更加牢固和令人满意。

　　同时，在为一家公司工作了近三十年之后，斯特拉想要为自己工作。多年来她学习艺术疗法用于创造性表达和减压。现在，她完成了成为艺术疗法专家的培训。她辞去了行政管理的工作，并开始在社区中心、辅助生活中心和社会老年中心组织艺术疗法讲习班。她在这一转型的过程当中度过了不安的几个星期，但还是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很快，她的课程预定排到几个月之后了。虽然她现在的收入没有以往在法律事务所的收入高，而且还需要工作很长的时间，但她相当喜欢现在的工作，觉得自己能过帮助自己的学生和社区。

　　这并不是中年危机。认真的自省，深刻的变化，但是没有一丝惊慌。提到中年危机这个词，人们的脑海中通常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一个头发日渐稀薄的男人买了一辆红色的跑车；不顾妻子的存在而去追求更加年轻的女性；在自己一生都在追求的高收入但压力大或没有挑战性的职业当中仍然找不到快乐。虽然多数人在中年时期确实经历过大的波动——包括你可能不惜一切代价都想获得更加迷人的外表——危机一词是一个误称。变化是生命周期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从 变化的定义来说，变化并不一定演变为危机。

　　如果用适当的哲学倾向来处理，中年会成为个人成长和人生调整的机遇，你会忽略它可能对你造成的损害。斯特拉的例子说明，即使是根本性的变化也会归于平静。斯特拉向哲学咨询师求助的不仅仅是生活变化的问题，因为她自己已经很好地处理了这些事情，她咨询的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问题。

二、变化，而不是危机

　　用“中年变化”一词代替“中年危机”的说法也许更为客观。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没必要将其视为突发性或灾难性的问题。赫拉克利特告诉我们，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的一个学生更加有洞见，认为甚至没有人能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在你踏入的时候，河流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流淌的河流是不是比不流动的水池更令人感到神清气爽呢？里面的水一定会更加健康和甘甜。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活水才能保持清澈和新鲜，人也应不断的变化。

　　在西方世界中，对生命阶段方面的问题考虑得较少。人们可能对现在的童年和成年的划分方法相当满意，而成年却是一个没有划分的漫长年龄段，可能只划分出了“老年人”。女性则按照明显的生物学阶段划分得更为含混。如果变化意外地发生了，那么通过了解自己所处的不同阶段有助于避免可能袭来的心理危机。这种片面的生殖周期联系并没有考虑到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划分的阶段有很强的消极意义。

　　古代东方的思想家喜欢从整体上采用更为积极的观点来看待所有人的各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例如，孔子认为，人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将注意力放在不同的地方。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

　　传统的印度教思想将人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学生阶段、养家阶段、从世俗事物中退休下来的阶段和远离世俗烦恼的阶段。

　　如果没有将人生划分为不同阶段是类似框架，那么我们在面对中年变化时就会处于危机状态之中。承认我们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可以让我们从容度过每一次转变，在自己的漫长人生旅途中留下印记。我们已将自己人生的最初阶段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例如，育儿书籍对小孩子成长阶段的逐月划分，甚至还说父母可以按周来进行划分。随着孩子的长大，社会以年来划分他们的变化过程，例如，一年级、二年级、大一、大二……这样具体的划分标记。当然，依据我们的文化传统，还有一些其他的划分标志——结婚、为人父母，但之后就是一条没有标志的人生道路了。对于那些参加工作21年、已婚17年，孩子十来岁，普遍感到生活不开心的42岁中年人，并没有明确的标签。

　　没有对中年的明确界定，在成年之后的人生当中，没有标志性事件能够表明这一阶段。关键点可能在三十五岁、四十一岁或五十七岁，或者没有。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发生不止一次地大的转变。可能有许多大的转变或一些列小的调整。但随着人类的发展，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许多人在晚年活得越来越健康和富有活力，因此大部分人迟早都会经历大的转变。想要更好地面对将到来的一切，关键在于明确自己的哲学观，为转变做好准备并好好认识、发现它。

三、加里的问题

　　加里的情况与斯特拉比起来显得更为艰难。加里长期从事理疗医师的工作并取得了成功，但他觉得自己的精力已经耗尽。他厌倦了压力，厌倦了医院，也厌倦了繁重的工作。他知道自己想要改变，也需要改变。他之所以求助于哲学咨询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改变什么。如果辞去了理疗医师的工作，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像许多人一样，没有其他的希望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而只是让他感到困惑。他还是想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他寻求哲学咨询，与其说是寻求下一步做什么，不如说是寻求他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的原因。

　　这听起来比较复杂，但对于加里来说理解起来却非常简单。哲学咨询师让加里重新评估自身遇到的问题，并帮助他审视自己的假设。他为什么应该知道下一步的情况？除了上帝或命运之神外（如果你相信有这样的神），没有人具备这样的完美知识。

　　只要加里用严格的理性主义者的观点来思考问题，那么他对自己的情况就不会感到满意。严格的理性主义者相信，我们可以用理性想出所有的事情。对于这样的理性主义者而言，世界就是一个宇宙，而不是混乱。世界可以自言其理。由于加里假定自己能够想出下一步的确切做法但实际上又无法做到，因此他觉得自己可能存在某些错误。然而，莱布尼兹的标志性的理性主义看上去更加合理。莱布尼兹主张，尽管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些“充足的理由”（也就是说不会偶然发生），但是我们却无法知道确切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人们不能总是想出所有的事情，毕竟，宇宙对人们来说还是过于复杂。

　　“在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其是这样而非那样的时候，没有哪项事实是真实的或存在的，也没有什么陈述是符合实际的；虽然我们几乎还是不知道这些理由是什么。”——莱布尼兹

　　实际上，再严格的理性主义观点也无法帮人度过漫长的黑夜。人类善于提出无法解答的问题。即使人们现在对世界及其运行方式了解地越来越多，但加里还是最好考虑一下这种思考方式的局限性。首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休止地做讨厌的工作是合理的吗？”或许不是，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能立即回答下一个问题：“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至少你可以得出一个不够理性的答案。或许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自己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

　　哲学咨询师的问题引起了加里的共鸣，他向咨询师解释了《传道书》当中的著名句子“天底下的每件事情都有其发生的时间”，意思就是有时候你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而有时候你并不知道。咨询师提醒加里，在《传道书》中有另一段反复提到的话，“四大皆空，劳碌捕风”。你认为自己确切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是一种形式的空；知道自己不知道，但认为自己应该知道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空。

　　加里更加适应这种经过改进的理性主义——虽然当时无法看见，但所有事情都有其发生的理由。如果你正在经历变化、不确定或不幸福且不知道原因，那么你的任务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目的，避免自负地认为自己已经知道或应该知道。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憎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传道书》

　　从这个角度看，加里开始觉得（曾经）过上一段没有明确方向的生活非常重要。事实上，加里的大部分生活总是一件事直接引起另一件事的发生——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专业培训和晋升等。

　　咨询师给加里讲述了诺曼·史宾拉德写的一个科幻故事《时间的杂草》，里面的男主人公吃了一种草药，这让他能够看到曾经发生过的任何事情，以及将要发生的任何事情。他的生活由此变得非常苦闷。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发现是快乐生活的一部分。

　　加里发现，在没有地图指引的情况下上路既让人担心又令人愉快。他对自己的方向还是不确定，但是很好地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加里将这种不确定看作一份大的礼物，并决定很好地利用它。他最后在没有具体计划的情况下辞去了医院的工作。他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妻子玛丽，因为玛丽有一份她热爱的工作。加里的幸福对玛丽和他自己来说都很重要。玛丽不想让加里在继续为了工作而工作。玛丽所赚的钱足够他们两人的开销，因此加里有机会在经济压力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正确道路。

　　如果用“平静过程”来看待他的这一情况，加里在寻求哲学咨询时已经通过了前三个阶段。他已经明确了自己的问题——需要换工作。他体验了相关的情感——主要是焦虑——但没有过分受其困扰。他已经就明显的选择进行了分析，但无法回答两个根本问题：“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以及“我为什么无法想出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他的突破来自于沉思阶段，他将自己没有确定下来的未来看做是一次机遇而不是一个障碍。他的哲学倾向发生了改变，以前的倾向是“由于我无法找到答案，肯定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现在的倾向是“我是个幸运的人，因为在现在的人生阶段中，我不需要寻找答案”。由于有时间进行沉思，所以他能够提炼自己的哲学观，并思索和寻找符合自己哲学观的选择。他不会焦虑，而是保持平静的心态来完成这一过程。

　　加里开始明白智慧和知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并不意味着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正确，他现在是在不知道目标的情况下寻找答案，有时候，未知的目标最容易实现。如果人们仅靠推理就能解释宇宙，那就没有必要进行科学实验了。但当纯粹的推理失效时，人们需要进行试验。如果没有试验，各时代最伟大的一些发现可能永远也无法问世。有时候答案不会马上出现在你的面前，还是应该通过试验寻找答案。

四、“高更问题” 

　　前面加里的危机来自于他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而对有些人来说，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引起危机。对那些抱怨世界变得大可预测的人，他们因为生活都预定好了而感到不真实和无法忍受。如果你是他们中的一个，你会乐于用冒险和发现的道路来替换安全和昌盛。如果你不愿照着一长串预订好的规则来生活，并准备如此行动的话，当详细描绘你的进程图的时候，你得关注一下“高更问题”。

　　保尔·高更放弃了他成功的银行生涯、爱他的妻子和成长中的孩子，跑到巴黎学油画，然后移居塔希提岛去追求自己心中的召唤。热爱高更的艺术作品的人对他留给后世的伟大艺术杰作 深怀感激之情。但高更的举动对他的家人和事业是道德的吗？伦理和职责什么时候屈从于更伟大的创作目标？你必须自己划出那条线，但在你平衡稳定和探险之时你要意识到那条界限在什么地方。

　　人们最敬仰的人多是与高更相反类型的人。在担任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之后，斯蒂文·门格尔伯格在纽约交响乐团指挥莱昂纳得·波恩斯坦手下担任了几年副指挥。除了莱昂纳得。波恩斯坦之外，那当然是古典音乐界最令人向往的职位之一。但当他50岁时，他感到内心有微小的声音在嘀咕——那是召唤他去当律师。于是在他的余生中他就快乐并成功地当了一名律师。他继续教音乐方面的学生，但勇于真诚的对待自己，而不管自己的年龄，即使是那意味着生活进程中的剧变。斯蒂文是纽约州参加律师界时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他59岁。

　　还有一个事例，有位女士名叫朱迪，从行政职务退休很久之后，返回学校并得到了一个历史学的学士学位——历史学是她始终喜欢但从未攻读过的学科—— 毕业时85岁了！没有理由让主观臆想的年龄成为障碍，或让人生阶段阻止你内心向往的任何事情。

五、安的选择

　　安面对一个像高更那样的令她更加精神振奋，富有创造性的生活选择——但担忧它可能带来的安稳感的失落。像加里那样，她对她所精通的工作已经无法再忍受了。和她的一个主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冲突，使她对自己在健康中心的行政助理的职位厌倦到了要流泪的地步。现在有一个新的，诱惑人的工作机会唾手可得，但她对此犹疑不定。所以寻求哲学咨询以帮助她决定是否要接受新的工作——同时搞懂是什么阻止她做出决定。虽然她比许多人遇到中年变化时的年龄要轻，但关于她紧迫困境的总体问题，使她与比她年长几岁也正在和类似问题摔跤的人们同归一类。虽然她的冲突根源于她的职业，但却对她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其意义。

　　在过去一年中，安在她家附近的课后辅导计划中每周一个晚上教孩子们。她和她的一个学生形成了紧密联系，那女孩的父母亲想要雇佣安到家里全职辅导他们的女儿。这意味着在一个学年中每天只要工作六个小时，而工资与安在辅导站所得的相同。安以往的工作时间是九点到五点，外加加班，上下班还得忍受拥塞不堪的交通状况，现在就能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且免去了路阻之苦，不仅如此，安之所以受吸引要教书是把它作为运用自己技能，同时帮助别人的途径。

　　但安也有很多担心。学生的家长和她约定一年时间，因此安担心一年完了之后怎么办。她会被继续聘用吗？女孩会继续需要她吗？父母亲会对她的进步满意吗？就算是最佳打算，女孩几年后也要上大学。安和她的丈夫相处愉快，并且丈夫也供养她，但安不想在经济上依赖丈夫。安从小就被工作伦理所熏陶，因此她隐隐约约感到如果不是忙碌工作的话，就是与罪恶联系在一起。虽然她目前的工作无法使她有满足感，但她感到安全，况且她对是否应该为了新的机遇而冒险放弃目前的工作没有把握。

　　和许多仅仅设法要生存下去的有机生物体一样，人类对未知事物具有恐惧。这可以是有用的恐惧：如果你不认识某物，你当然不知道它是否安全，因此你留在你知道是安全的地方要好得多。当然，你也不知道任何更为安全的事物。再说如果你所处的地方并不安全怎么办？求生存的本能只能带你到这程度。被这样一种保守的方式控制可以使你存活，但它不能确保你从自己所保存的生活中获得满足和成就感。

　　也许那就是为什么似乎人们同样也渴望未知事物。发现新事物的前景使我们感到活力充沛。我们寻求安全感，但一旦得到之后，我们就会去冒险。一个学步的小孩刚冒险走出几步，就连忙四处张望要看母亲——一旦看到母亲后就继续朝前走——从中你就能领会我的意思了。我们生活在安全感的安适和对新体验的兴奋之间持久的紧张情势之中。

　　安从本质上是保守的，但就是她自己也感到扩展了的领域的吸引力。她感到她失去了她人生中的挑战并且那种公司的例行公事正在窒息她的能力，使她无法完全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个人主义味道少一点的说法是公司所提供的安全的代价。安开始认为那个代价已经变得太昂贵了，但安仍在奋力要建立起安全和自我表现两者的价值。这种平衡的一端主张机会和自由，另一端主张可预测性和持久性。她希望哲学咨询师帮助她权衡利弊。

　　印度和佛家哲学坚持认为持久和安全只是幻想。这种幻想在抓夺的思想中产生诱惑；诱惑导致依附；依附导致痛苦。我们还看过斯多葛学派观点：如果欢愉来自于依附，那么欢愉很快就会变为痛苦。我们的确依附于一些事物，甚至是消极的事物，就如安依附于令她压抑的工作一样。我们规避我们所不知道的恶魔而选择我们熟悉的恶魔。那种安慰对我们是慢性毒药，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所以甚至连毒药都尝不出来了。经过长期与世隔绝之后，监牢里的囚徒开始害怕铁窗外面的世界。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牢门打开来的话， 许多囚徒会待在原地不动。

　　“那些带来寒暑，悲喜的关系，它们来了又走了；它们不是永恒的。勇敢地忍受它们吧。⋯⋯” ——薄伽梵歌

　　“那些没有惧怕的原因时惧怕，应该惧怕时又不惧怕的人， 这样的人，陷入了可悲的境地。” ——佛佗

　　安的门是打开了，但她在门槛那里犹豫不决。印度和佛家的思想对她有意义，而且她感到这些思想在我们这个快节奏的世界中具有更为紧迫的适用性。事物如此迅速地演进以至于改变本身被视为一种美德。我们被召唤勇敢地面对我们与生俱来的惧怕并学习迎接改变。如果亚利士多德经营通用汽车的话，他会将积极的改变视为黄金的中庸之道。他会鼓励安去接受新的机会因为那是中间道路，可以避免卑屈于现在的工作和对将来毫无计划而辞职不干的两种极端。从哲学观点来看，安正走在自由意志和宿命论之间的细微的分界线之上。她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步骤去找一个新工作或任何别的脱离她目前不愉快职业的方法。但她已经将自己置身于她所面临之机会中。运用自由意志是她对自己真诚并追随她内心的召唤的一种方法。由于她不行动，似乎她遵循了宿命论的观点——不采取行动以改善她的处境，似乎任何行动将会是无效的。但她从运用自由意志中发现好的结果，即使是她不能预见或设计那些结果。对于她自己对人生境遇能发挥多少影响力，她的内心常有争执，解决那些争执将会帮助安相应地前进。

　　正如我们看过的，马基雅维利解决了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的冲突：他宣告说，在解决人生事物时，这两个思想是对等的伴侣。接着他劝告说，别浪费时间试图改变你所不能改变的事物（那是预先定下的）而要针对你能影响的部分做工。如果他不是那么关注于建立自己作为恶棍之名流的声望，马基雅维利可能会赞同著名的平静祷告：“上帝赐给我平静以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赐给我勇气以改变我所能改变的，并且赐给我智慧以认识两者的区别。”

　　我们人类是操纵性的生物。但我们不能操纵整个世界，我们也不必那样做。艺术家们经常有那种自信，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得益于由我们的星相来引导航向的勇气。对于“我现在应该干什么？”的回答通常来自于朝内看，而不是朝外看。不论召唤是什么，回答那个召唤，会最终带来机会，就像发生在安身上的一样。机会不止叩门一次：它时常叩门。但我们经常充耳不闻，或假装没听见，或不敢去应门。

　　安对于如吉卜林（译者注：英国作家， 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写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冒名顶替者”的观念感到安慰。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即使她的教书工作从长远来说不成功，她还是能从中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以备将来运用。安决定辞掉她的工作去当一名全职的辅导老师。虽然她很紧张地接近那个改变，几个月以后她爱上了她的新职位和她的新生 活。最好地利用改变，你就能从生活中获得最佳的效果。忘记中年危机。你可以每隔五分钟就有一个危机，或你在达到你的中年之前可以度过五次人生。选择是在你的手里。

　　“通过善我懂得了每一种欢乐和一切导致欢乐的事物。⋯⋯ 通过恶，我懂得了每一种悲哀。” ——斯宾诺莎

　　“除了良好的意愿之外，没有一样不加限定而被称为善的事物，是可以在世界上被认识到的，甚至在世界以外也是不能。” ——康德

六、警官的故事

　　一位纽约市的警官凭着下列惊人之举成了晚间新闻人物：在他的巡逻区域独自一人巡逻时，偶然发现了3500美元正在被洗的贩毒款项⋯⋯然后就把它作为证据上交了！新闻媒体大肆报道这则“人咬狗”般难以置信的故事。记者们尽其所能地褒扬他的诚实。纽约市长给他颁发了一枚奖章以表彰他的诚实。

　　许多人都会对这个故事感到振奋——因为听到太多关于警察私藏黑钱的事——直到那警官告诉人们他当时为什么那样做。他承认他想到过拿那钱，但接着就意识到他的养老金要比那些钱多得多。他说自己不愿意冒失去养老金的风险，如果被抓住的话。“为什么为了这35000美元而威胁到我的经济安全？”他推论说。这话会引起人们继续思考：如果这个警察发现一笔赃款比他的养老金更值钱的话他会干什么。如果按照他的思路，他会毫不犹豫地一把拿走。

　　如果市长阁下想要颁发奖章的话，他应该在给这位警官的奖章上刻上“坦率”而不是“诚实”。这警官的确起码有勇气说出事情的真相。但他的道德推理，聪明的人是不会将它作为范例展示给孩子看的。因为警官真正所说的是“只要我遵守法律所得到的比不遵守所得到的多我就遵守法律。”

　　这并不是这则故事真正可怕的部分。令人震惊的是，似乎没有其他人察觉到这位穿警服的人话里边的缺陷。为了错误动机而做正确事情并不使你成为人格健全的人。你的动机和行为都必须是诚实的。诚实包含了对于原则的毫无保留的忠诚和职责，而不是冷漠的计算和便利。拿不属于你的钱是错误的，不论所涉及的金额是多少。这则故事是关于一位潜在的不诚实的警察，赃款数量恰巧没有达到他的心理价位。

　　我们不想完全地破坏他的名誉，因为他的确把赃款上交了。用大度点的眼光来看，也许他只是在新闻界面前没把话说好。但你应该对我们所倡导的低下的道德标准而感到惊讶。这里 是一个全体社会都应该更好理解的基本规则，包括执法官员和大众媒体。然而大众媒体极为愿意将这人奉为名人，甚至连他所做和所说的实质内容都没有考虑。

　　哲学咨询可以很好地帮助你理解和运用你自己的伦理体系。当15分钟的新闻采访中风光之时，如果要你强制自己回答一个问题：“当你决定那样做的时候你的脑子里想到的是什么？” 。不论你的具体事件是什么，你所努力达到的就是识别并占领道德新高地，干正确的事情，并能够解释给所有一切的人（包括你自己在内）为什么你做出了那样的选择。正如我们所看过的，你考虑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特定的哲学视角，不管你是在沉思要开始或结束一种关系，改变职业，或处置一个复杂的家庭生活。但是当事到临头，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我在这样一个处境里的行动，如何能够与我为了过好生活而付出的努力相一致？

七、道德和伦理

　　我们经常使用“伦理的”和“道德的”这两个词语，但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大多数人不知所以然。但我们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简单区分：伦理指的是一个描绘什么是好——作为延伸也包括什么是坏——的理论或体系。神话和神学是伦理最古老的泉源，虽然今天更为经常讨论的是哲学体系。道德规范指的是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规则。道德将行为划分为对与错两类。

　　道德规范必须和你的个人生活发生关系。第一次约会时该有怎样合宜的举止？从办公室拿一令纸（大约500张）回家给孩子使用是罪恶吗？伦理学是聚焦于更为理论上的事的：我们如何评判白领犯罪和暴力犯罪？当移植器官供不应求时我们如何分配？道德规范是你凭以生活的规则；伦理是产生那些规则的体系。

　　伦理是关于理论的，而道德是关于实行的。当你成功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时，你个人的哲学立场就是最强的。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善或恶，你就应该能够想像出什么是对或错。你得知道你的选择，衡量正面和反面，并且找出一条路对你面对之事进行道德的推理，以使你在自己打算做出的反应中感到是正确并正当的。如果你感到不正确，也许你就不应该实施你所打算的任何事。如果是对的事情，总会有称义它的方法。注意对一件事情的理性化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可以理性化任何事情，引用任何思想来符合你的计划（如没有人会发现的；人无完人；魔 鬼让我这样做的；上帝会饶恕我的；我是总裁）。然而称义（justification）和公义（justice）、公平（just）是同字根的。它需要更慎重的深思熟虑，反过来又会提供更为稳健的立足点。

　　你的挑战在于要有一个个人的伦理体系建立起来并正常运作，使你能够依靠它来制定道德方针。你必须从沉思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开始。历世纪来这个问题难倒了很多哲学家，所以别指望经过几场讨论或简短学习就得到一个完整而无误的答案。在《理想国》一书里，柏拉图安排了一段对话，其中苏格拉底被要求定义一下善：“善是知识，或愉快，或其他什么东西吗？”柏拉图已经定下了几个美德，包括节制和公义，但面对这个挑战，苏格拉底回答说：“恐怕这超出了我的能力。”

　　许多世纪之后，这幅图景并没有变得更加清晰。“那么‘善’，⋯⋯从这个词最重要的意义上说，是不能加以任何定义的 ，” G.E.摩尔写道。尼采抱怨说“古代关于善和恶的幻觉”像其他在你之前尝试过的人一样，你也许不能精确地猜出这个谜语。然而，你竭尽全力去尝试着那么做却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奠定一个坚实基础的唯一方法。

　　柏拉图认为人们对善有一种直觉的领会与把握，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只有这种理想状态的可怜的翻版。“知识的最高目标就是善之本质的精髓，美好和正确之一切事物都是从中为我们产生出价值的，”他写道。然而正如我们看过的，柏拉图并没有达到他自己的最高目标，也从未确定下一个定义。

　　霍布斯采取了不同的观点：不论任何人的欲望或爱好是什么；那就是他或他的一方称为“善”的；而他所恨或厌恶的对象，就称为“恶”。换句话说，霍布斯反对柏拉图并说没有普遍的善的本质；善和恶只是我们用来形容我们的喜好和恨恶的标志。

　　道家教导说我们只能在与恶的对比中辨认善，但也没有提供任何实行上的定义。

　　“⋯⋯知识的最高目标是善之本质的精髓，美好和正确的一切事物都是从中为我们产生出价值的。” ——柏拉图

　　“⋯⋯这些善和恶的词语⋯⋯都是跟使用它们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简单和绝对如此的事。” ——霍布斯

　　为什么要为善，要道德，或符合伦理的？为什么要关心对和错？对于我们来说，这其中有什么意义。这一切将会变得很容易，如果你赞同一种宗教，在那儿善和恶的界限，在上帝的权威之下，都给你分清楚了。一切伟大的宗教都给出了源自于神圣权威的道德指引。将道德规则追溯到上帝有一石二鸟的作用：你有了很具体的道德规范来引导你的行为，并且有绝对的伦理体系来维系它们。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意味着正确。规则是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善的。

　　如果那对你奏效的话，你就是领先了。即使你不相信宗教，你仍然可以运用这些古代神学家贡献的智慧，而不必效忠于神明。所有宗教的经典都包含了对道德深邃的观察力，任何人都能从中受益。但要得到人生事件的解决方案，不论你信不信宗教，你必须找出并理解重要的原则并将它们组织到你个人的世界观里。你以前一定听说过“走你的路”和“谈你的话”。虽然那是个好的忠告，但我主张谈你的话并且走你的路。在你行动背后的思索和推理是面对和解决任何你所遇到的事情的关键。

八、科学

　　宗教只是找到人生道路之伦理和道德规则的方法之一。许多人更喜欢它的替代物——神学。E.O.威尔逊是一位科学家，他呼吁“将伦理学从哲学家的手中暂时拿走，使之生物学化”，其思想是寻找对我们行为的进化论式的解释——展示好行为被假定为是自然选择所喜爱的，而坏的行为被假定为是自然选择所不喜欢的。

　　虽然我们可以从进化论原理中学习更多的东西，但并不能说明我们会单单在自己的基因里找到任何东西是迫使我们成为善的或恶的。干对的事或错的事，从而显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在“什么对我们是好的”和“在宇宙或完美的意义上什么是好的”之间是有区别的。显然我们有 许多道德规范来规范我们和我们的社会。道德的起源是完全不清楚的，并且是远离进化论原理的。

九、什么是善？

　　哲学和宗教两者都包含了道德真理的金块，不管你是否报名参加了两者全部的课程。但如果光靠它们本身不能满足你，另一种贴近道德和伦理的方法是世俗哲学。“什么是善？”可能是哲学中最古老的问题。西方哲学起码提供了三种主要思考答案的方法：自然主义，反自然主义和美德伦理学。每一种方法都有几种变种。

　　最重要的自然主义者就是柏拉图。他建立了本质主义传统，认为有一种称为“善”的宇宙的形式。对柏拉图来说，形式是一种理念，而不是物质的东西，但却是真实的。他把现象的世界从理念世界区分开来。世上所有的事物只是形式的翻版。虽然形式自己是完美的 （就是说理想的），翻版必定是有缺陷的。根据柏拉图和他的跟从者，“善”是有其理想状况的。作为道德的生物，我们的职责是尽我们所能的复制那个理想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会理解，我们就会复制得越来越好，不断地靠近“善”的理想状况。在思想的领域里，“善”扮演了太阳的角色：它的光辉照亮了所有其他的思想。

　　然而柏拉图没有提供——他说自己也不能——“善”的具体定义。他相信人的头脑是可以领会本质的，虽然它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这是循环的——一个好人是拥有了这种（无法定义的）本质的；一个拥有了这种（无法定义的）本质的人是个好人——所以要上正轨你就得与你直觉的，而不是能够清楚表达的，“善”的知识和谐一致。

　　柏拉图坚定地相信伦理教育对道德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他坚持说批评的思考技巧（在他的时代，意味着欧基里德的哲学）是道德推理的必然先锋。如果他看到我们向幼小孩子传授伦理学的方式一定会感到诧异——如果我们那样也算是讲授伦理学的话。如果柏拉图能够整体评价当代美国教育的话，他会发现那是伦理上贫穷并道德上破产了。

　　也许在我们一头扎进伦理学里去之前，跟随柏拉图的忠告并在批判思考和数学范围内奠定基础是好的。最低限度，我们应该教导如何就因果关系进行推理。如果你是年幼孩子的父母，想想你一天里听到自己说几次“别干那个，”或 “做一个好女孩⋯⋯，”或“那样就不乖了！”。的 确，你无法对一个两岁儿童长篇大论地讲解所有的为什么。但当他们长大时，你需要告诉他们更多的“为什么”和 “因此”以帮助他们培养对自己行为进行道德推理的技巧，不然的话你的规则就会仅仅是一串看似随机的规矩。学校不会再为你做这个，并且没有这种教育，你的孩子就不会有能力去道德地管理他们自己。这种自我管理能力是个人性和社会性成熟所需要 的。你的孩子也不会顺从你。

　　由于像威尔逊那样的社会生物学家相信伦理来自于本性，他们也是自然主义者，虽然他们不一定得赞同柏拉图的本质主义观点。而宗教也是自然主义的，因为它们将“善”归结为上帝，并假定上帝将“善”赋予我们。

　　第二派关于“什么是善”的主要的西方哲学学派是反自然主 义，它也有许多变种。反自然主义认为通常在本性上没有一样事物是善的或恶的。就是说本性的和道德的是有区分的。霍布斯，作为唯名主义论者，是这一学派的重要的支持者。正如我们所看过的，唯名主义论者坚持说不存在普遍的观念，善和恶只是我们赋予事物的名称。他会告诉你没有好和坏，只是人们的喜好和憎恶罢了。道德性，从实际上来说，是狭窄的、个人的和主观的。没有两个人会完全同意基本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陷入冲突之中。

　　G.E.摩尔是另一位重要的反自然主义者，他相信虽然我们有许多事物是可以通过仪器测量的，“善”不是它们其中的一个。相反“善”是无法定义的，无法分析的。当我们试着要评价它的时候，我们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摩尔不承认任何可探测的“善”的本质。他认为没有人可以说出 “善”是什么，当然它也不仅仅是给事物贴上标签的事情（使他的观点区别于霍布斯的）。摩尔认为行为有对错之分，但它们是不能追溯到“善”的概念的。

　　“如果我们说‘善’的意义，就是当我们说某事物是好的时所声称属于该事物的品质，那么，‘善’，在其最重要的意义上是无法加以任何定义的。”——G.E. 摩尔

　　休谟比摩尔的思想线路还要早。他认为永远无法“从是什么推导出该做什么“——就是说你无法仅仅从所已经做的推导出所应该做的逻辑结论来。比如说，仅仅因为X伤害了Y，那并不等于说X伤害Y就是错误的。那只能从附加的假设——伤害别人是错误的——得出结论。但那样你是做出了道德上的假设，而不是证实它。休谟强调说虽然我们做出价值上的判断，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并不是从铁定的事实推导出来的。

　　第三种思考“善”的方法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美德伦理学，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几个例子中看过了。美德伦理学者相信 “善”是美德的产物。这个观点也被儒家学者和许多宗教道德论 者所发展。

　　“因此有可能在惧怕、骄傲、欲望、愤怒、同情，总之在欢乐和痛苦上感情过度，或不足，而过度和不足是同样错误的；但在正确的时间体验正确的感情，为了正确的目标，指向正确的人们，为了正确的动机，并以正确的方法，就是杰出或最佳的善，那便意味着美德。” ——亚里士多德

　　因为以上列出所有这些方法之中内在的限制，你能理解你必须设法裁剪出你自己的哲学观念。但在你开始着手干之前，我想再提一下东方哲学的两种最终的视角。你已经看了这么多，试图要提炼出你自己思考“善”是什么的方法，并且针对你的麻烦你也已经在短时间内看了许多理论。这儿是一个你立刻可以实际应用的：ahimsa或者说不伤生的学说。那是印度哲学中心的原则，是从耆那教借来的，实行ahimsa意味着确保你的行为对有知觉的生物不构成伤害。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善的举措。你有多善是与你对有知觉的生物所施行的伤害有多少成反比的。凡伤害别人的事物是恶的；凡是恶的事物是会伤害别人的。凡帮助别人的事物是善的；凡是善的事物是帮助别人的。

　　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注意到ahimsa不仅仅是关于别人的，而且关于所有有知觉的生物。犹太——基督教的倾向通常是不延伸到动物身上去的——毕竟在创世纪里，人类是被赋予对动物的统治权的，并且我们不失时机地运用着那种权力。我们认为首要的，你可以很有效地将不伤害原则运用到人的身上去，并且你可以很有把握地假定一种生命形式的知觉程度越高，你所能够形成的伤害也越大。这是思想的养料，是你在形成自己的体系的时候不容忽略的一点。你需要知道哪里是你该划界限的地方——并且为什么。

　　印度教学者认识到万物的关系，所以他们不将ahimsa的应用局限于同类的人身上。事实上，他们认为avidya­——瞎眼的无知，或说做出了伤害而不知道——并不将人从伤害的后果里解脱出来。认识到你潜在的伤害是关键的洞察力，而懂得如何避免伤害应该成为你个人的追求。那意味着谨慎你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Ahimsa是一种强有力的观念，在历代之中并环球之内一直回响。你在希波克拉底对医生的忠告中再一次听到，“养成两件事的习惯帮助，或起码不要伤害。”同样，黄金规则里也隐含了这意思：“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就要怎样待别人。”它出现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相似地，希勒尔（译者注：公元一世纪犹太圣经注释家）写道，“你所憎恶的不要做在你的邻舍身上。这就是整个摩西五经。其他都是解说词。”亚里士多德也说：“我们对待朋友应该像我们愿意我们的朋友对待我们一样。”孔夫子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西方哲学可以归纳为对柏拉图的一个注释的话，也许所有伦理学的复杂情形都是以上这些简洁陈述的注释，所以希勒尔是对的：其余的都是解说词。

　　印度教和佛教的传统用karma，因果报应，清楚地说出施行伤害的后果。从字面上说，karma意思就是“行为成熟的结果。”如同保罗的表达（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行善，善就会回报给你；行恶，恶就会回到你那里。结果以什么形式来到并多久来到是你不知道的。我们倾向于忘记我们为了发起一件事情（其结果可能更好或更糟）而 做的，但那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关系了。可能通过找出关系我们可以学会在前进过程中如何迈步。但就算我们不把这个模式看作神圣的，相信有这样一种关系会成为我们做出正确事情的强大的动机。在现代美国社会，我们的行为好像我们对这种责任很陌生一样。

　　“如果一个人干了一件值得嘉奖的事，让他一再地干这事；让他培养一种干善事的渴望；幸福是德行之积累的结果。即使是干错事的人也会发现快乐，只要他的错误行为(的结果)没有发展成熟；但当它成熟时，那时他就看见了它邪恶的后果。甚至是行善行的人也知道邪恶(的日子)，只要他的德行没有成熟；但当他的德行完全成熟时，那时他就会看到他知道嘉奖的行为的快乐结果。” ——佛佗

　　如果不伤害观念使你怀疑你自己是否是由正确的东西构成时，注意当你考虑因果报应时，不伤害就具有了自我保护的特质——所以才有达赖喇嘛所劝告的“要智慧地自私”。

　　中国哲学采取的是更为现实的，美德伦理学的方法来定义 “善”。孔夫子强硬地这样做。他主要的关切是传统、结构、职责、家庭、政府、维护社会。对他来说，“善”就是一切支持和守护这些价值的。

　　道家则以相反的教训，教导说纯粹的善根本是不存在。老子相信你只能通过与恶的对比来认识善。康德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个观念：如果在宇宙中只有一只手，你怎么知道它是左手或是右手？著名的阴阳八卦图以一个圆形内包含了黑白两个部分的图案来表述这个观念。那是提醒说“善”不是“恶”的反面而是它的补充。在好的时候，确保你站在善的一边而避免恶。在坏的时候，你就该设法找到黑暗中的光。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老子

　　到现在你可能注意到我们仍然没有回到“什么是善？”的问题。就像你能够理解的，那是因为没有一个答案。而且根据你所听那人的话，可能这问题根本就无法回答，至少是无法明确回答的。除非你准备好全身心地接受一种存在的哲学方针，宇宙中就不存在可辩解的伦理体系供你用来推导出相符合的可行的道德规范。并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结论性的论点能够支持任何一个伦理学理论而排除所有其他的理论。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善的观念。但这并不使我们成为道德相对主义者：虽然伦理学体系有其多样性，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谋杀、强奸和偷窃（还有其他事情）是错误的。

十、什么是对的？

　　如果不能结论性地知道什么是善，又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呢？即使知道什么是善，你仍然会面临一个难题：在对何为善的两种主要的理解中做出选择。这两者被称为义务论和目的论。

　　义务论者认为，一个行为的对错与其结果的好坏没有关系；行为的对错在于它们本身，并属于它们本身。例如，如果你赞同十诫，你就有了告诉你对错的一套规则。规则的书籍只有在你事先能够将行为的对错进行核对时才有效。但规则的书籍也会没有帮助，因为几乎所有的规则都有例外。虽然大多数人能够同意基本的规则（ 如：“ 不可杀人”），大多数人仍然想要一些例外（如：自卫，或战争，或堕胎，或安乐死）。所以义务论者有时会为了对“不可杀人”之规则的例外意见不和，而最终相互攻击。义务论的力量在于有道德规则；但它的弱点在于难以建立起可行的例外。

　　目的论者认为，一个行为的对错是部分或完全地根据其结果的善和恶。例如，如果你赞同实用主义理论（“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你就是目的论者。虽然义务论者可能谴责罗宾汉（因为偷盗是错误的），目的论者会看他怎样处理掠物。如果罗宾汉去开设一个瑞士银行账户，目的论者会说他是错的，因为他偷盗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如果罗宾汉周济穷人，目的论者会说他是对的，因为他在帮助别人。但目的论者也会后院起火。假设有了一件罪案，九十九个邻居决定包围他们看到的第一个陌生人，当场判决他，并处以私刑。他们这样做了，并且九十九个人那晚都睡得很好。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可能导致最少数人的最大的不幸。目的论的力量是它的思想开明；它的弱点是它对个人权力和正当过程的潜在的忽略。

　　所以这样的话你要追求过正确的生活，又何所适从呢？你需要伦理中的相对论，如果用专业术语的话。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看见的，相对主义相信没有绝对正确——某些行为在某些情形下比在其他情形下更合宜。相对伦理学是将相互竞争的伦理学体系进行比较：某些伦理学体系在某些情形下比其他情形下要更合宜。如果你能够想象有时义务论比目的论更有效，在其他时候则反之，那么你就是一个相对伦理学主义者。只要祈求没有人问你什么是“更有效”。

　　如果你现在正在面对一个特定的冲突，把它作为培养你个人伦理学体系的测试例子。只管确定说不论你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在普遍的意义上同样是有效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即刻的道德或伦理上的问题，你准备好你的理论还是好的，那样你就可以有备无患了。所有这一切你都可以独自一人，或和朋友、伙伴一起来做。如果你需要专家亲自的引导或你遇到了难题，去找哲学顾问始终是一种选择。

　　不论你怎样做，若对伦理学持久有效思考，其方法的关键是前后连贯一致。你需要钻研出一种你能够与之和谐共处的体系，和你能够解释给自己和别人的规则。

十一、处于险境的伦理学

　　人的整个价值体系是由各式各样类别（宗教、政治、美学、父母的信念、同伴的信念，等等）里的许多套信念组成的。每一套信念都是前提（你认为是真实的）和论据（你认为是合理的）的组合，虽然经验和理性随时都会更改那些因素。

　　哲学成套的信念经常艰难地共存着，当一套信念里曾经认为是正确的前提与另一套信念里曾经认为是正确的前提相抵触时，你就会意识到冲突的产生。例如，你可能遇到一个观念“离婚是罪恶的。”然而，你对自己说：“我的父母离婚了——而他们是好人。”你怀疑是否两个前提都是真实的，但你无法肯定你可以废除自己从小所受的宗教熏陶或所领受的家庭的智慧。你感到矛盾。情形心理学家们称之为“认知上的不和谐”，哲学家们称之为“存在的不和谐”，普通人可能称之为“混合的感情”。

　　如果你从未搞出令你满意的个人的伦理学体系，这是一个标记——说明你需要这样做。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不要让一个显然的冲突使你恐慌，或迫使你对你的体系丧失信心。让它激励你更深一点地探索，提炼得更加精辟。你可能想要放弃一对矛盾信念中的一个，但那不一定是提倡的。你可以通过逐例研究来评判一个有疑问的情景。可能还会有不用理智，或用理智外加其他东西来使不和谐之处和谐的方法。比如，跟你的牧师谈话、问问你的父母他们是如何突破的、 仔细询问自己的终生伴侣，然后将这些加入你维持关系所必需的工作里去。

　　“没有人完全独立于其他一切信念之外地持守一个信念。信念总是以成套或成组的方式出现的。它们总是以信念体系的方式发生，从不是孤单地出现的。”——托马斯·格林

十二、泰德的难题

　　一个高中校长泰德的实例可以启发你如何将自己的原则应用于行动。在泰德的高中里，同学们为临近的慈善机构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作为鼓励同学们踊跃募捐的激励措施，泰德设立了实物抽奖的活动。学生们每捐10美元就会得到一张他们所收集的可以换取奖品的彩票。

　　捐款活动结束后，学生们聚集在学校大礼堂里，等候着期待已久的开奖仪式。泰德来进行抽奖，他从每一个箱子里拿一张彩票。同学们一个一个地上去领他们自己的奖品——CD唱片，电影院免费通行票，临近流行服饰店的礼券，大奖是山地自行车——伴随着同学们的欢呼声。在兴奋达到高潮时，泰德宣布了学校慈善募捐活动令人印象深刻的总额。他感到那次集会是学校精神和志愿精神的双高点。

　　然而第二天，一名学生来见泰德汇报说自行车的得主不配得奖品。迪娃娜的彩票是克拉拉贝尔作为友谊的象征而送给她的，克拉拉贝尔自己捐赠了数目相当可观的捐款。那位学生的抱怨使泰德注意到一个伦理学上的难题。迪娃娜因为她持有中奖的彩票就够资格拥有自行车吗？她没有参加募捐活动是否就危及她对奖品的权力？传言很快就传遍了学校，很快家长们也纷纷打电话给学校进行质询。

　　泰德左右为难，他找不到一种公正的方法，用来摆脱骚乱而又不损害原先由于募捐和颁发奖品所产生的良好的感觉——不论怎样这种感觉正在揭露出来消息的压力之下迅速消散。他感到焦虑不安，以至于开始为了这整件事而彻夜难眠。于是他求助于哲学咨询，想要找到一种解决方案，使他能够自己安然并且可以在别人面前自卫。他将自己所想到的选择方案列出来：迪娃娜保留自行车；克拉拉贝尔得到自行车；把迪娃娜的彩票归还克拉拉贝尔，然后对自行车重新进行一次抽奖；由迪娃娜和克拉拉贝尔自己决定两人谁该拥有自行车，并且再买一辆自行车奖给同一箱子里下一次抽出的彩票的持有者。

　　泰德不愿意再进行一次抽奖（抽奖本身是公正的）或者买一辆新的自行车（那样会减少捐给慈善机构的捐款）。他告诉我，他和两个女孩以及她们的父母都谈过了，他们中的所有人除了一个之外都乐意接受各种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克拉拉贝尔的父亲坚决要求自行车应该归克拉拉贝尔。即使如此，从直觉来说泰德对所有以上的选择都不高兴。他想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就寻求哲学咨询以帮助他达到那个目的。

　　哲学咨询师同意泰德关于重新进行抽奖是不可取的评估，所以他们的讨论集中在：迪娃娜是否应该保留自行车，或克拉拉贝尔是否应该得到它。他们谈论了关于每种可能性的哲学思想。关键点在于区分道德的要求权和法律的要求权。从法律上讲，彩票（和自行车）是迪娃娜的，因为克拉拉贝尔自愿将它送给她了。如人们所说，占有权十足是法律上的事。当然，如果占有权是非法得来的（如果迪娃娜从克拉拉贝尔那里偷窃了彩票），法律会承认克拉拉贝尔的所有权。

　　然而合法性和道德性是不同的。在这个例子里，彩票是通过学生们为慈善事业捐款而得来的。这不像别人买了一张国家发行的彩票而后送给你作为礼物。在本例里面，你个人必须采取非常具体的行动（就是为慈善事业捐款），以在道德上有资格拥有一张彩票。一个律师会说因为克拉拉贝尔通过合法途径得到彩票而后自愿地将它送给迪娃娜，所以彩票（和奖品）属于迪娃娜。律师不会在乎对其余那些通过工作而捐款给慈善机构的学生造成的道德上的伤害，因为他们对奖品才有资格，所以他们感到让一个没有捐过一美分的人骑着大奖离开是错误的。注意，关于慈善义举的功课也可以从那些抱怨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那儿学到。哪个是更高水准的慈善：因为你运用你的同情心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或因为你想要赢得奖品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也别问你的律师那个问题。）

　　澄清道德的要点（迪娃娜在道德上没有资格拥有彩票），使泰德清楚地看见他所要采取的进程。他感到自己能够占领道德的高地并将他的推理解释给每一个人听。他发布了一个声明说彩票是不可以在学生之间转让的——同时道歉说开始时没有讲清楚。然后他宣布赢得自行车的彩票（自然连同自行车） 正当地属于克拉拉贝尔。克拉拉贝尔当然可以有自由决定：保留自行车或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她的朋友。注意没有人可以抱怨克拉拉贝尔赢得了自行车：彩票是她挣来的。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抱怨她后来将自行车送给迪娃娜：她是把她的东西送给别人。迪娃娜最终有没有得到那辆自行车并不相关：重要的是她如何得到它的。

　　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法律设定了道德标准的——许多人认为任何合法的事情都是道德的。社会的确在它们的法律里反映出道德规范（例如，将虐待儿童作为刑事犯罪因为那是有害因而是错误的），但社会并不一定通过立法就变得道德了。考虑一下，在纳粹德国种族灭绝是合法的。想一想美国的堕胎和死刑，虽然两者都是合法的，但两者都有大声喊叫的反对者宣告它们是不道德的。烟草公司合法地营运着，但许多人把整个的烟草业视为不道德的。相反，很多人私下里相信安乐死的道德性，但它在美国仍是非法的。如果你从中没有学到任何别的功课，那么唯一的功课就是很有理性的人所应用的、彻底思考出来的伦理学系统仍然会产生出冲突来，因为道德性不像算术：不是有的答案都有客观性的对或错。

　　泰德的故事折射出的另一个主要的点是：好的意图不足以确保伦理标准得到支持。记住关于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好的意图铺成的格言。每一个涉及捐款集资和抽奖的人他们的意愿是好的。但关于奖品的冲突是无法预见的，而它的解决方案是需要更多工作和许多不眠之夜的，超过任何人想像得到的。然而一旦泰德通过沉思分辨了法律和道德的资格的区别之后，他就能够做出决定并且最主要的是重获平衡。

　　如果你对在自己面前的任务感到沮丧是正常的。你从泰德学到的另一个功课是：你可以想出针对自己问题的伦理学解决方案。旧约告诉我们，上帝把诺亚从洪水里拯救出来不是因为他是美德的模范，而是因为他“在他那个时代的人中无可指责”，或“在他那个时代里是个义人”（创世纪六章九节和七章一节）。诺亚有他的缺陷，但显然他住在一个彻底败坏了的世界里。他为了美好生活的努力足以保留他在方舟里的位置。你不必完美才能成为善的。

十三、杰基和戴维

　　杰基和戴维夫妇试图要解决的道德僵局，说明了如何处理相互竞争的个人利益。

　　杰基和戴维在他们女儿出生前两年从加利弗尼亚郊区搬家到了纽约市。戴维忽然间获得了一个华尔街响当当的好差事，而杰基欢天喜地能够离开公司职务去干自由职业以便经历大城市的生活。他们热爱在曼哈顿的每一分钟时间——在他们从对公寓价格的惊诧里恢复了平静之后——享受到事业的成功，其增长是在他们家乡所不可能的，还有许多纽约市在文化上的优势。

　　但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塔玛拉，她两岁了，杰基开始忧虑他们是否应该留在纽约。她担心她女儿的安全和教育。虽然杰基十分欣赏纽约市的机会，她想知道是否自己长大并结婚的加利弗尼亚小镇会给女儿提供一个更健康有益的儿童时代。她也熟悉纽约优秀的公立学校，并且感到为了得到在曼哈顿的顶级私立学校如狭缝般困难的就学机会而展开的白热化竞争，和那些学校内部激烈的竞争——令人沮丧且不完全健康，而价格让人瞠目结舌。她害怕自己永远也不会让塔玛拉在纽约市独自去上学，或者去街道拐角处的店铺。杰基至今仍然珍藏着对过去的记忆——与儿童时代的朋友们在户外无忧无虑地度过下午的时光。对她自己来说，杰基并不在意纽约人对成就近乎无情的专注，但她的注意力集中在 “你干什么和赚多少，而不是你真正是谁”上，对一个成长中的女孩，会产生什么影响。

　　另一面，她从自己的经验得知，在曼哈顿可得到的文化和最终职业上的机会远远超过在郊区的机会。在纽约的私立学校，幼儿园的孩子学习下棋和电脑。许多临近毕业的大学四年级学生被批准加入常青藤联合会，并且在领先的从事科研的科学家手下已经是毕业见习期的老手了。杰基设想着每周六带塔玛拉去一个不同的艺术博物馆，让塔玛拉报名参加一位百老汇表演家的声乐课程，将她观赏芭蕾的季度票送给塔玛拉作为生日礼物，让她参加娱乐中心的踢踏舞课程。这对她当然是够好了。但那样，她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会有许多不得安宁的周末了。

　　杰基和戴维双方的父母和大家庭住在西海岸。当他们刚搬家时一年走访几次亲戚还可以，但现在他们的叔叔阿姨都抱怨每一次他们看到塔玛拉时简直判若两人，她长得实在太快，变化太大了。杰基和戴维在加利弗尼亚有一大群根基稳固的朋友的圈子，并且那些朋友中现在有许多都当上了父母。在纽约他们有很多有社交往来的熟人，但要发展真挚的友谊还需假以时日。杰基怀疑纽约市的优点能否补偿远离家人和朋友的失落感。有一件事她能够肯定：如果她要不怕麻烦搬回郊区的话，她就要搬到家人和朋友的附近。

　　对戴维这边来说，他待在纽约市很满意。但他也想要为了女儿干正确的事，并告诉杰基：如果她确信搬回加利弗尼亚是至关重要的话，他会同意的。他知道他们俩在他们事业发展方面都得付出代价，收入也会减少，但毕竟需要支付的抵押贷款会降低，而且他们会重新拥有一个庭院。

　　即使杰基和戴维赞同作为父母要做出正确的事情，然而他们对这情形之关注程度的差异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引起了紧张情势。戴维要杰基克服焦虑情绪放松享受他们的家庭生活——包括他们成长中的事业和银行存款。杰基希望戴维分担她的焦虑并和她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只是说他会执行她的决定。

　　杰基在她的头脑里针对每一种情形都有一长串的支持和反对的理由，但她似乎无法凭自己将它们进行分类。戴维对无止境地围绕疑虑绕圈子已经失去了耐心。她最要好的朋友住在加利弗尼亚，所以跟她讨论这个问题得到一个明确的回应：回家！

　　她面临一个真正的僵局：两种选择，都不是完全合适。她强烈地感到自己想要找到并遵循一条通过这种盘根错节的复杂情形的道德之路。她凭直觉知道人际关系不仅是道德上的而且是感情上的，并且她想要为她孩子做出最佳选择。她执著于此，即使那意味着选择某种对她自己来说不尽如人意的方案。如果必要的话她已经准备好将物质利益和职业的机会摆在一边。简单来说，她正试图要过一个好的生活。但她遇到了不可避免的问题：那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好的生活？做好人的意义是什么？做好事的意义是什么？为了谁的好处？

　　即使我们对好的定义看法一致（其实如我们所看过的，我们不可能看法一致），我们仍然需要仔细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在不同的情景里会有不同的答案。例如，一只好的香蕉和一只好的苹果是不同的——构成好的要素根据你所思考的事物而有不同。类似地，好父母、好配偶、好雇员的意义都是不同的。这些利益经常都是重叠的，但如果它们与你不相啮合而冲突的话，就可能使你心碎，就像杰基所发现的。

　　最终促使她选择哲学咨询原因，不是她在做出纽约还是加利弗尼亚的抉择上的瘫软无力，而是她担心她的决定可能对她的婚姻造成的损害。如果对塔玛拉来说最佳选择是搬回加利弗尼亚，而对杰基和戴维的关系来说最佳的选择是留在纽约怎么办？是否根据塔玛拉的需要做出选择而牺牲他们的婚姻对他们的女儿就是最好的呢？

　　毫无疑问杰基必须做出决定，所以哲学咨询师要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她写下一个赞成和反对理由的清单，然后加以分类。很少情形下，你能够将列出的栏目相加之后就根据结果做出决定，相反，针对某些具体的内容进行思考能帮助你澄清你的喜好，使你有一个进行比较的基础。对杰基来说，第一步先清楚表达她所想要的是有帮助的。

　　剩下的问题是大的问题：如何权衡所有这一切相互竞争的因素？下一步咨询师让杰基检查她的假设，使她能对自己的选择有一幅清楚真实的图画。比如，杰基说她害怕将女儿暴露在纽约市的暴力之下。但纽约市暴力的真实情况与关于穷街陋巷的虚构故事是有区别的。媒体的新闻标题并不是全部的故事，但就算是看新闻标题，她也忽略了关于犯罪率直线下降的新闻标题，眼睛盯着构成新闻消息的各式各样无意义的悲剧故事。她必须认识到坏事情每天都发生，而搬回郊区绝不能保证就能遮蔽塔玛拉免于伤害。对于此事，杰基应该权衡一幅16岁的塔玛拉独自一个人坐地铁的图画与16岁的塔玛拉坐在汽车方向盘后面的图画，作为对纽约还是加利弗尼亚的进退两难局面的最终裁决。杰基和戴维当然都会尽可能地保护他们的孩子，不论他们住在哪儿，和任何人拥有一个安全的童年一样给塔玛拉以好的机会。

　　通过将杰基的选择排队分类之后，她懂得了很显然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甚至是职业顾问也改变不了那情形。积极的一方面是两个选择都不是完全糟糕的。不论她做什么她都将有一个大杂烩的解决方案。她从道家的教训得到安慰，就是没有消极事物的反衬你就不能识别什么是积极的。面对的复杂情形，她感到可供选择的每一种方案都使她深得安慰。相类似地，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埃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年代的巨大的繁荣昌盛，是在冷战的阴影之下尝到的。我们知道失去所要承受的，所以我们尽力维持现有的。

　　杰基最终认识到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塔玛拉在东西海岸任何一边都能茁壮成长，所以不能单单考虑孩子的需要，而要从这之外的因素去做出决定。杰基也知道她必须做出她自己的决定然后适应它，平静内心的“我们应该”或是“我们不应该” 的争论以便在她所选择的任何境遇里健全地生活。当她看到自己的决定并不是如她想象的那样生死攸关时，她感到轻松，并觉得能够自由地挑选她的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因为无论生活在哪里她都会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绝对正确和一个绝对错误的选择。原先她担心有一个绝对正确的选择但她想不出来那是什么，就是那个担心一直在使她烦恼。最后，她认识到不论她执著于什么， 当然都不是不可挽回的。她必须给她的选择以公平的机会，但如果她感到缺陷最终太大超出了益处的话，她可以改变她的想法。

　　由于一切都在改变，对于学步儿童的正确答案，在同一个家庭里的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可能就不是正确的答案了，对于同胞手足来说，或对戴维的新工作来说，也是如此。当说到遥远的将来时，哲学不是预言的工具。相反，哲学对现时更有用。目前，杰基懂得她并非处在可怕的困境里面。在任何一边的海岸，她都能当好母亲，并好好抚养孩子。她懂得因为做出伦理上的选择不是像扔硬币那么简单的，所以无法保证一种选择就必定比另一种选择更好。正确的做法是做出选择之后，发挥最佳效能（同时避免 最差的）。

　　杰基，戴维和塔玛拉留在了纽约。他们喜欢那里的生活，使他们离开加利弗尼亚的理由仍然适用。一旦杰基说服了自己那是一条道德的道路并且她并没有因为满足她自己和她丈夫就怎么亏待了女儿，杰基对带着孩子生活在曼哈顿的焦虑就烟消云散了。杰基恢复了平静，她和戴维的婚姻也变得非常平稳，这样杰基和戴维就能专心致志地工作，来为塔玛拉营造一个温暖和稳固的家。

十四、迈克尔的两难

　　迈克尔的例子，说明了伦理决策和道德生活的另一方面。迈克尔是一个小镇的镇长（兼职工作）。一个宗教组织计划在镇上为艾滋病患者开设一个护理机构，但很快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虽然他们符合了所有法律和土地规划的要 求，但该护理机构没有寻求社区和公众对他们工程的投入和支持。那些抗议者似乎由于未受过教育而对艾滋病怀有不合理性的惧怕。完全在这种惧怕的作用之下，抗议者们要求迈克尔召开公众会议来澄清事实，他们的目标是阻止护理机构的开张。

　　冲突双方都有伦理学上和策略上的问题，但我们还是集中在迈克尔的难题上。他陷于两难境地，一面是要对选举他的选民负责，另一面他个人又十分支持护理机构的成立。他认为，虽然社区阻碍艾滋病护理机构的工作，事实上那个宗教组织是为了社区的利益而工作——就是选举了他而现在有想要他取消这项新计划的社区。

　　当迈克尔将他的问题带到哲学咨询师那里时，他们讨论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伦理和政治之相互影响的思想。我们通常认为，两者是两个截然分开的领域，一个是私人的，另一个是公共的。对于亚里士多德，好的生活不仅仅是遵守一套规则的问题。美德伦理学意思是发展你性格上有助于你过那种美好生活的特点。也意味着不仅仅考虑对你是最好的事物，还有考虑对你所生活其间的更广阔的世界最好的事物。他列出了几个对过好生活是必须的美德，包括勇敢、正义、节制，甚至还有幽默感。

　　迈克尔集中在正义上。亚里士多德为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写道：公平是正义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当情形陷入已经确立的规则和法律之外时，我们必须呼吁公平。本例就是如此。迈克尔同意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就是说当官的人应该对整个社会的伦理上的福祉和社会成员具体关切之事负责任。如此装备之后，迈克尔开始发现一个解决小镇面临冲突的公平的解决方案。他敦促护理机构，自己作为社区的成员，更加直接和公开地针对他们的计划进行沟通。他向抗议者解释说护理机构和健康风险没有关系，并要求他们更客观地重新评估所提出的要求，放弃没有事实依据的担忧，而选择能够帮助这么多人的事物。

　　“公平不但是公正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公正更好。公平比公正更好不是在普遍意义上的，而是比因法律的概括性而引起的错误要更好。这恰恰就是公平性的本质所在，当法律由于其普遍性而有所短缺时，对法律的纠正。”—— 亚里士多德

　　迈克尔感到这条路正是他所要走的：忠诚献身于他所代表之人们的意愿以及整个社区之更大的利益（在社区里两者并不重叠），同时对得起良心的声音。如果这个计划平息了风波，他就会因他行事公平而满意。但他毕竟是现实世界里的镇长，有时现实世界并不照着哲学家认为的那样来运作的。

　　虽然那个宗教组织反复地普遍性地到社区里并具体性地到抗议者那里去，他们的努力仍然没有回报。最终抗议的浪潮如此高涨以至于迈克尔因为担心自己的政治前途，感到他必须批准采取司法行动。关闭护理机构的诉讼最终在法庭败诉，所以最终这个镇上有了一所护理机构。

　　迈克尔对竞选连任持乐观态度，但他对美德在民主社会扮演的角色感到如此沮丧，以至于他没有把握自己是否真正想要继续担任一届的镇长。虽然他对法庭的最终裁决感到满意，但他感到一开始批准诉讼就已经在他的原则上妥协了。另一面，即使是以事后的眼光来看，也找不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方案来通过当时的战场。

　　迈克尔为了符合伦理地行事能够如此努力工作，尤其在一个通常会对迈克尔这样做的人怀有敌意的世界里，是难能可贵的。他可以从目的论得到安慰因为事实上结果是正确的，即使到达目的地所需要的过程不完全是顺心的。试着要清洁肮脏的东西而又保持自身的清洁绝不是简单的事情的，正如迈克尔发现的。但如果没有人去尝试的话我们又会怎么样呢？

十五、宅极斯戒指的神话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讲了一个神话故事，可以在寻找对与错这个千古难题的答案时给我们启发。在格劳孔与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格劳孔讲述了这个故事：一个牧羊人在一个有魔力的戒指那儿绊了一跤，那个戒指是远近闻名的，可以根据指令使它的主人隐身起来。于是牧羊人不失时机地验证了戒指的魔力——他偷听，偷窃，侵害别人——迅速地敛聚大量的财富，引诱了皇后，杀死了国王，然后成了当地的统治者。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隐身，所以做了这么多恶仍可以逃脱处罚，在这一切之上，他现在有了作为国王的豁免权。

　　这个故事能说明犯罪是值得的吗？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道德上的罪行都有限期的。如果佛家的因果报应论是正确的话（这不是说柏拉图有佛家观念），那个牧羊人国王应该小心别把背朝着门坐。他可能爬上了山峰，但接下来就没有地方可去只有下山了。

　　但柏拉图的故事并不是到此为止。格劳孔问苏格拉底说：我们怎么可以说牧羊人做的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得到机会的话，都会拿那个戒指的，并且如果我们得到它的话，我们谁不会做同样的事情呢？想一想：你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苏格拉底的（或说柏拉图的）回答是《理想国》，在那本书中他描绘了一个完美社会，即使有一个贩子推着满满一车的宅极斯的戒指到镇上，也不会有一个人花一分钱去买那些戒指的。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他们所要的一切，如果每个人都是满足和有成就感的，那样一个戒指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它唯一的用处就是让你能够得到你想要而除了通过戒指以外所不能得到的东西。

　　柏拉图的乐观观念是我们应该努力促成那种更美好的世界的来到，而不是把我们的精力完全投入想方设法拿走东西而不被惩罚。柏拉图在他的头脑里对这种理想社会有详细的政治学图画。但我认为个人的行为和责任是这幅蓝图的首要的部分。通过致力于达到你人生的伦理学架构你正在奠定根基。

　　“⋯⋯对于那些不义的人我要说绝大多数人，就算他们在年轻时逃脱了，最终会被发现并在他们路程的终点会显得愚昧， 而且当他们年老并变得可怜兮兮时，同样会被路人和公民们所 耻笑；他们会挨打，接着就是那些难以入耳的话落到他们身 上。⋯⋯”——柏拉图

　　以个人来说，我喜欢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禁戒做坏事因为那些事情本身是错误的，而不仅仅因为他们害怕被抓住。我期待着有一天，当记者在电视上采访警察——问他上交35000美元而不是私藏钱款时，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这时候警察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钱不属于他，他的职责是加强法制，除了将钱款上交之外他还能干什么？

（本文选摘自《哲学是一剂良药：用思想大师的智慧开解日常生活的难题》，娄·马里诺夫 著，黄亮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1）